据李清馥记载，先生（朱熹）还自浙东，见其士习驰骛于外，每语学者且观《孟子》‘道性善及‘求放心两章，务收敛凝定，以致克己求仁之功，而深斥其所学之误以为舍六经、语、孟而尊史迁，[15]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，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，大为学者心术之害。
但现代政治告诉人们，一人独治，怎比得上天下共治。不过这一重建是以回到古典、再建经学为进路。
如果它只能在规范(norm)的意义上存在，而无法进入操作(operation)状态，那么它的意义就十分有限。就后者论，儒家不能再表现其迷恋权力庇护的思想倾向，而必须在脱离权力庇护的前提条件下，以强有力的思想竞争显示自己提供建构现代秩序的能力。由此展现的国家发展问题，从两个向度上呈现出来：一是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向度上，呈现出治穷向治愚的演进。总而言之，将现代政治观念与制度换算为儒家理念与典章，成为新儒家思考传统与现代对接的基本思路。这种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的理念成为大陆新儒家规划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。
为此，需要矫正中西对垒的文化心理定势，改变中国过去那种以弱者心理反抗强者的道义姿态，真正从社会现代变迁的高度看待儒学自身，儒学与国家建构互动的儒学重建处境，从而推动中国跨越现代陷阱，让儒学真正成为促进中国现代转变，而不是耽误与阻碍这一历史进程的思想动力。确实，在确定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即国家致富道路以后，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究竟怎么去谋划？一个更健康的未来、一个更长远的前景成了今日中国的大问题。设想董氏复生，将如何看待李教授这样对待其思想？难道《春秋》学对董仲舒、对儒学不重要吗？ 李存山教授正由于不重《春秋》，对于董氏从《春秋》大义出发所提的大一统也有片面解读，这也是构成他认为董仲舒有较强的法家倾向的因素之一。
2018年10月11日于清华园 进入 方朝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董仲舒 春秋 儒学 。应该说，最近的这次争论我事先没有预料到，而李教授在这次争论中的有些做法，有失一名学界前辈的风度。如果前贤做法正确，则董氏三纲是针对五纪而言，是指上述含义一、而不是含义二，就是无疑的。该书明确地论述了，纲之所以为纲，正因为它要统帅纪。
秋为死而棺之，冬为痛而丧之。专政则轻君，擅名则不臣，而春秋大之，奚由哉？ 董氏从经与权、常与变来解释： 春秋之道，固有常有变。
而在他9.18之信公布后两天，即9月20日、21日，我也曾先后两次同时在《新儒林》《董仲舒会议群》两个微信群恳请与李教授现场交流，但李教授均未露面，无声无息。春为父而生之，夏为子而养之。事实上，我早在8月29日写那封信当天，就曾应李教授要求表示，非常愿意针对这些问题与他（随时）私下交流，但遭李教授拒绝。诸所受命者，其尊皆天也，虽谓受命于天亦可。
读者可能会说，董仲舒所谓三纲既然不是指阴阳关系或阳尊阴卑，他为什么在《基义》篇花大量篇幅从阴阳关系论述君臣、父子、夫妇关系呢？原因就在《白虎通*三纲六纪》中，后者云：君臣、父子、夫妇六人也，所以称三纲何？一阴一阳谓之道，阳得阴而成，阴得阳而序，刚柔相配，故六人为三纲。下面我想说明，李教授对《顺命》的这一解读有断章取义、严重歪曲之嫌。这些做法容易把正常的学术争论引向意气之争，不利于确立理性、规范的学术争论风气。我也很庆幸，这些年来，我与李存山老师等人没有因为这场争论而结下什么怨恨。
事实上注重赏罚并用，并非儒家或法家所独有，在《墨子》也颇有所见。（《精华》） 可见董氏认为君臣之际以义为上，而不可能主张绝对服从。
阳为夫而生之，阴为妇而助之。D）《深察名号》循三纲五纪一句，以三纲与五纪对举。
既然如此，何以复称叛？苏注引孔广森云鞅自以与寅、吉射有曲直，而《春秋》之诛壹施之。董氏复云： 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，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，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，义矣夫。六纪者，谓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诸舅、师长、朋友也。我数年前是在未读过徐、阎的情况下发现这一点的。在《董仲舒对先秦儒家的继承和损益》（2015）一文中，李教授说： 屈民而伸君正是三纲之说的要旨。而在九伦之中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三伦最重要，故以之为纲。
故后世萧、高、宇文之徒，犹托名清侧之恶为义师者，惟《春秋》之教不明，而乱臣贼子不知所惧也。有关这方面，因为我们双方在以前的争论中未曾提及，本文就不细谈了。
相反，随着交往增多，他的为人让我受益良多，我以能结识李存山这样的仁厚长者而感到幸运。像李教授这样，脱离文本语境、不顾《春秋》大义，硬是将原文中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一句剥离，将一句话中的前半句孤立出来理解，以说明董仲舒主张绝对服从于君命，不仅无法解释前文臣子发辞而专，也无法解释《春秋繁露》其他各篇一再阐述的君臣要义。
例如《精华》指出春秋之义有出境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国家者，则专之可也，大夫以君命出，进退在大夫也。李存山大体认为《保位权》的思想立场是法家的，以加强君主权威为宗旨，故而我引用不当。
如果把《基义》中的三纲读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三种关系为人伦之纲，从上下文看也完全可通。据此，三纲实即三大伦，所谓纲相对于纪而言。……此外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亦称国乱无政……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，而蚩蚩之氓其畏王秩常不如其畏鬼责矣。在《儒家的民本与民主》一文中，李教授说： 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（《春秋繁露*玉杯》）。
这还是把董仲舒三纲理解为君臣之间内部的关系等，即含义二。《前汉书》卷85〈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〉： 勤三纲之严，修后宫之政师古注曰：三纲，君臣父子夫妇也。
（徐复观，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——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的研究，《两汉思想史》（二）） 阎鸿中更加清楚明确地指出了同一问题。从《基义》原文天为君而覆露之，地为臣而持载之。
其次，李教授称董仲舒德不可共，威不可分是法家‘人主自用其刑德、人主之所以独擅的意思，说明他不了解《春秋》，对儒家治道缺乏正确认识。臣不奉君命，虽善以叛言，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。
威福之柄让于公卿，是天下大乱的主要根源。李存山教授近来在和我的交流中，多次要求我明确指出，他在当年批评我的《对‘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——与方朝晖教授商榷》（以下简称《辨析》）一文中有哪些‘脱离文本语境、断章取义、严重歪曲董氏原意的地方。E）三纲概念的提出，是因为从先秦的五伦发展到了西汉的八伦、乃至九伦。(四) 题外话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。
师长，君臣之纪也，以其皆成己也。而在《春秋繁露》中，三纲一词总共只出现过两次。
臣子大受命于君，辞而出疆，唯有社稷国家之危，犹得发辞而专安之，盟是也。这段话里李教授所引的两处，第一处诸所受命者，其尊皆天，接引前面人于天也，以道受命而来，可见所谓受命于天，乃指以道受命，即受命于道，此与荀子从道不从君何异？李教授将受命于天理解为上对下具有绝对的权威，从何而来？而且如果这样理解的话，就无法理解文中何以又说臣子受命出疆，犹得发辞而专？这段话后据卢注、苏氏，是指成公二年鞌之盟及齐国佐盟于袁娄，及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，遂及齐侯、宋公盟，皆是大夫在没有君命的情况下擅自结盟，而董氏据《公羊》之义给予了肯定。
任何读过儒家经典的人都知道，德、威并列历来就是儒家治道的一部分。正因如此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多次反复涉及威福之柄问题，因为它与汉代霍光之败、汉末权宦兴起、唐代藩镇割据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皆深刻关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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